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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们在工厂或跑外卖的路上接起催债电话

2024-06-15 20:02

  这两个月,苏毅每天打出50个电话,接通的大都是这种客户。他做了五年催收,之前为公司收帐,这两年,面向普通人贷款的互联网消费金融平台成了他的甲方。填写的贷款理由往往是“房屋装修”、“日常生活”、“出行旅游”,实际上电话打过去,苏毅发现,都是贷款去创业的;或者疫情后公司倒闭,贷款给员工发工资的;或者一两个月工资没发,借钱去还房贷、车贷的。

  负债人的话真假难辨。他们不敢说“不还钱”,这等同于恶意拖欠,有被起诉的风险,因此他们总有理由“暂时还不了”。苏毅做过总结,那些含糊其词说自己没钱的,或者就说一句“我有钱了就还”的,大都是撒谎。真有苦衷的,从语气上他觉得能听出来。这个广东男人,他一开始也以为是借口,租个便宜的房子不行吗?后来他才知道,没办法搬家,孩子要在房子底下的户籍地入学读书。

  他的催收对象中,一个30多岁的疫情后得了长新冠,一直在打点滴,工作也顾不上,只有底薪。他在多个平台一笔一笔借了小数目的钱,积少成多。苏毅和他打感情牌,让他先还了京东金融一笔1500的贷款——这是苏毅服务的平台之一,他的薪资和催上来的账款挂钩,一个月催上来6万才有绩效。和他的催收对象一样,他也已经连领了两个月的底薪,两三千块。

  近三年来,催收公司的回款率不断下降。在央行发布的统计数据中,2023年,银行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还总额为9981.35亿元。许多催收员都感觉到,负债群体越来越多,钱却越来越难催。每月成百上千个客户,往好了说20%到40%能打通电话,愿意还钱的没几个。尤其是中年负债者,深陷生活的泥沼,还不上钱往往是因为房贷、车贷,家庭和工作。

  催收人周华负责的业务,主要针对拖欠银行信用卡这一部分群体,大部分也在30岁以上。据他观察,70后主要是做工程、做生意回不了款。一位49岁的包工头,疫情时承接的工程项目做完了,甲方给不了资金,他把甲方告上法庭。官司打赢了,甲方半破产状态,钱依然没有,他只能自己贴钱填补这个窟窿,贷款给工人发了工资。“但这笔钱一辈子打工都还不起。”周华说。

  还有离婚引起的三角债。一位河南郑州的女子,丈夫是拆迁户,赌博赌光了拆迁款,贷款继续赌。她离婚后,一笔3万的贷款属于夫妻共债,她也要还。但她带着两个孩子,一个月工资几千,还钱属于遥遥无期。另一位39岁的女子离异后,找了个男朋友,男朋友对孩子挺好,说开饭店,让她贷款,她同意了。后来饭店赔了,两人分手,这笔债就落到了她头上。

  在武汉做了5个月催收的郭旭今年26岁,负责打逾期三个月内的“前端”,面对的是一群没有经历过催收的负债者小白。培训时,他和同事被强调要突出逾期后的心理压力。同一小组的一个组员,嗓门大,脾气暴,他的话术是“不还钱就联系你老公、你父母,看你在老家脸上能不能挂得住”,后来他的录音被公司内的纪检组听到,只能离职。

  “怀柔政策”也有用。一个江西的中年男人,离异带着女儿,贷款做餐饮赔了钱,说自己坚持不下去了。郭旭劝他“先把自己日子过好”,和他加了微信。微信上,他给郭旭发自己每天去哪里打工,什么时间都有,有时是凌晨。郭旭这才知道,他打好几份零工贴补家用,看他吃馒头配咸菜,就给他点外卖。今年2月2日,过年前一个礼拜,他真的还上了一部分钱。

  逾期的时候,正赶上工作调动,业务不熟悉,只有800一个月。那时催收行业还没有规范化,他经历过家人单位被骚扰,上门外访、去派出所,最激烈的时候,“拿着刀和他们谈判”。后来,他摸索出一套协商方法,先跟催收谈减免,同意就继续,不同意就等更好的方案。互相问候祖宗也是常有的战术,问候完了,再谈减免。

  负债人找“反催收”的目的通常是延期还款,或是停止催收电线岁的小雨从美团、抖音、微信等消费金融平台上借钱创业开工作室,结果负债了几万块。她趁着逾期前一天,征信还良好,进了一家催收公司卧底,想知道怎么应对催收。逾期前,她对催收的想象就是凶恶,卧底期间她才发现,原来催收也会怕,最怕的就是投诉,因为会被扣钱。

  为了催回钱,消费金融平台会给催收公司做排名,采取末位淘汰制。苏毅服务的一家公司,给合作的10多家催收公司每天打分,按还款率分配客户份额。两三天还款率不行,排名就会下降。他的小组群每天都会发排名,焦虑由催收公司传递到小组长,再由小组长传递到每一个组员身上。为了冲业绩,到月底时,催收公司会选择“代偿”,即自己掏钱给负债人打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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